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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構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網絡輿論空間


2013年8月20日,公安部啟動集中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謠言的專項行動。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簡稱“兩高”)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司法解釋”)。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輿情調查實驗室對北京、上海、廣州、沈陽、武漢等5個城市進行了關于此次整治網絡謠言輿情的專項調查,并發布《合力構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網絡輿論空間》調查報告。報告顯示,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有必要整治網絡謠言。


主要數據


1.多數受訪者認為網絡謠言已成公害。

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者(71.4%)表示自己接觸過網絡謠言;超過八成受訪者(80.4%)認為目前我國網絡謠言傳播情況比較嚴重或非常嚴重。在關于謠言危害性的認識上,80.4%的受訪者表示網絡謠言具有危害性。多數受訪者認為“社會治安類謠言”和“災難類謠言”的危害性最大。其次是食品類、民生類和金融財經類的謠言。其他列舉的謠言類別,如“娛樂類謠言”“歷史文化類謠言”等,被認為危害性較小。從年齡段來看,接觸網絡謠言比例最高的是18—29歲年齡段的群體,為80.3%。從接觸渠道來看,通過微博、社交網站、微信等社交媒體接觸網絡謠言的比例,18—29歲年齡段的群體在各年齡段中都是最高的。


2.九成以上受訪者認為有必要整治網絡謠言。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93.6%)認為有必要整治網絡謠言。認為“非常有必要”的比例超過半數,達到54.4%。而認為“沒必要”和“完全沒必要”的比例僅為4.6%。調查顯示,76.0%的受訪者認為此次整治網絡謠言專項行動比較及時。有24.0%的受訪者認為整治不夠及時或嚴重滯后。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此次網絡謠言專項治理行動會取得較好效果。六成受訪者認為整治網絡謠言不影響民意表達。調查顯示,48.8%的受訪者認為整治網絡謠言“不影響民意表達”,是各選項中比例最高的;另有13.0%的受訪者認為整治網絡謠言能“促進民意表達”;兩項相加,即累計61.8%的受訪者認為整治網絡謠言對民意表達有益無害。


3. 多數受訪者認可“兩高司法解釋”。

八成受訪者認為該解釋對于網絡謠言治理比較重要,且各年齡段對解釋的知曉度都超過70%。近八成受訪者對“兩高”出臺司法解釋的作用持肯定態度,認為該解釋對于整治網絡謠言和網絡誹謗“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

“兩高司法解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即可以視為誹謗罪。調查顯示,七成以上的受訪者(72.2%)認為該量刑標準比較合適。


問題分析


1. 網絡謠言的傳播渠道極其多樣,論壇和微博是主渠道,微信正在成為謠言傳播的新渠道。

調查發現,公眾接觸網絡謠言的最主要渠道是網絡論壇(70.2%)和微博(63%),其次是QQ聊天(45.2%)、微信(35.8%)、人人網等社交網絡(33.8%)、手機短信(33.8%)、海外網絡(13%)。這說明,網絡謠言傳播渠道極為多樣,論壇和微博是網絡謠言傳播的主渠道。不可忽視的是,微信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謠言傳播渠道,且有后來居上之勢。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有13%的受訪者接觸到的是海外網站的謠言。


2. 對于什么是“網絡謠言”多數人并不清楚。

調查發現,自認為對網絡謠言清楚的受訪者僅占14.6%,“比較清楚”的占48.2%,而“不太清楚”的則占37.2%(“不太清楚”29.2%,“不清楚”2.6%,“不好說”5.4%)。由此可見,盡管公眾對網絡謠言深惡痛絕,但由于關于網絡謠言一直缺乏科學清晰的界定,造成公眾對于網絡謠言的認知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這無疑會給治理網絡謠言帶來一定的難度。


3. 網絡謠言是一個難以杜絕的長期性復雜問題。

調查中,認為網絡謠言“有可能被杜絕”的受訪者僅占一成(10.4%),認為“也許有可能”的占三成(33.2%),而認為“不太可能的”占四成(40%),認為“不可能”的占一成多(14.6%)。這表明,多數人認為,網絡謠言不可能被杜絕,網絡謠言治理將是一個需要長期應對的復雜工作。


4. 一部分人對集中整治網絡謠言是否會影響民意表達心存擔憂。

對于此次集中整治網絡謠言行動,有超過六成的人認為整治網絡謠言不影響而且會促進民意表達。但同時,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了擔憂,擔心整治網絡謠言會在執行中存在擴大化,尤其是可能會影響民意表達。因此應當及時解疑釋惑,消除群眾疑慮,回應部分網民的關切,讓他們意識到網絡謠言和自由表達觀點的區別,讓網絡謠言整治的效果落到實處。


意見建議


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網絡謠言治理將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難以畢其功于一役,需要政府與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廣大網民互動,合力構建聚民心尚理性的網絡輿論空間。


1. 進一步完善網絡管理的法制化建設,健全常規化的管理機制。

整治網絡謠言要做好頂層設計,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即以法制和常規管理為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違法必究。這樣的網絡謠言治理成本低,也可以減少輿論阻力,有利于網絡善治的可持續性。此次“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志著我國在網絡法規建設方面邁出了一大步,符合依法治網的原則性要求。


2. 進一步加強信息公開,擠壓謠言滋生的空間。

在諸多重大時政事件和突發事件中,相關信息的不公開或公開不及時、不充分,不僅是謠言產生并泛濫的主要原因,也容易導致黨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給謠言傳播提供土壤和時間。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要盡快出臺貫徹這一意見的執行細則,對各級政府機構落實該意見提出剛性要求。盡快做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開,這是治理網絡謠言的關鍵。


3. 針對不同類型謠言,應采取不同措施消除其危害。

網絡謠言多種多樣,謠言治理應該分級、分層、分類。一般而言,運用科學知識能夠澄清的謠言,是最易凈化的謠言;涉及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及環境污染等與百姓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謠言,雖流傳快、傳播廣,但辟謠信息也傳播快,容易被接受和認可,屬“可控型謠言”;與政府部門、權力機構、一些利益階層相關的謠言,屬于“頑固型謠言”,比較難以凈化,需要盡可能透明、公開地處置,并著力解決現實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涉及自然災害、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教育問題、違反常倫、民族宗教沖突的謠言,很容易被某些人與政府失誤、官員腐敗等聯系起來,對于此類“潛伏式謠言”,更應側重即時追蹤判別,防患于未然。


4. 加快行業規范化進程,鼓勵社會化媒體“陽光營銷”。

社會化媒體營銷是新媒體時代市場競爭的新形式,這是一種發展趨勢。由于社會化媒體營銷還處于初級階段,各方面的規范和管理還很不到位,通過社會化媒體營銷手段傳播謠言和誹謗信息的行為確實時有發生,也給一些企業帶來不良后果。在整治網絡謠言中,應避免把網絡謠言傳播與社會化媒體營銷混為一談。建議由相關機構或媒體牽頭,主要互聯網企業、社會化媒體營銷企業通過共同簽署“社會化媒體陽光營銷共識”等方式,對現階段的社會化媒體營銷進行自律。從長遠來看,社會化媒體營銷還應有相應的法規出臺來規范。


5. 轉變觀念,對于網絡謠言治理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有充分認識。

一是轉變認為能用“堵”和“刪”的辦法控制網絡謠言的觀念;二是轉變網絡謠言只是網絡管理的問題的觀念。我國的網絡謠言泛濫現象發生在社會轉型關鍵期和互聯網快速發展期,有著特殊的社會土壤和傳媒發展背景。因此治理網絡謠言是一項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單一的網絡治理只能治標于一時,難以達到治本于長遠。因此,既要對網絡謠言進行整治,也要關注解決現實中的各種問題,消解謠言滋生的土壤。


6. 研究構建網絡謠言治理與防范的社會化管理體系,把政府管理網絡的這只“看得見的手”變成“看不見的手”。

互聯網管理應充分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讓主流媒體、新聞網站和門戶網站的協同作戰,鞏固網絡辟謠的陣地。同時,培養和鼓勵一批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參與到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來,通過他們的專業知識及時發現和揭露虛假不實信息,幫助網民正確辨識謠言,增強網絡的自凈化功能。2012年4月,在北京網媒協會“抵制網絡謠言共建網絡誠信”的呼吁下,新浪、搜狐、網易等7家開設微博客的網站,組織自律專員參與舉報網絡謠言,一些政府網站和法人微博也積極建立辟謠平臺,一些網民也自覺成立了辟謠網站和辟謠小組,這些都是社會協同抗擊網絡謠言的積極嘗試。

(編輯:黃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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