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觀

談談治學的態度與方法

通過審美的方法,形成對于古代文學的豐富的感性知識與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學史研究才是有效的。

關于治學的態度,我想用“誠”這個詞來闡述。“誠”是一個哲學的概念,《中庸》是誠的哲學的開山,那里面說: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關于這些話的注解很多,我不想繁瑣引據,只談自己理解,不一定準確。“誠”是一個本體,即真實之體,也是一個方法,即得到這個真實本體的方法。“自誠明”是由頓悟本體入手,然后闡述這個本體,即由誠到明。“自明誠”則是講,先由他人(已經覺悟者)啟迪,或者從自己先有的一點點積累出發,即所謂的“明”,最后一樣悟得這個本體,所以叫自明誠,即由明之誠。前者是自覺頓悟,是性體的全部呈現,所以叫做“性”。后者則是由薰習、積累而逐步達到,所以叫做“教”。但兩者其實是彼此包含著的。所以說能誠則明,能明則誠。誠是一個本體,一種態度,一種方法。人是有一種本質的,這個本質,中庸里把它叫做性。這個本質,需要“誠”的態度,“誠”的方法去發現它,就像孟子論性善,康德講實踐理性那樣,他們用的都是“誠”的方法。要體現人的本質,當然不僅是一種哲學的闡述,一種思想與認識的方法,而且更是一種實踐。只有天下至誠之人,才能盡自身之性,也就是發現自身作為人的本質,并且堅定不移地去實行之。能反身而誠,得到自己的本質及種種情狀,也就能得到他人的本質與情狀,也就同樣有可能得到事物的本質與情狀。能得人類與一切事物的本質與情狀,當然就能贊天地之化育;用今天的哲學術語來說,就是發現事物規律,因勢利導,不違背自然規律地行動。這樣,人就可以與天地參,所謂通天人之際。

我想,《中庸》的這一段話,當然也可以作為我們做學問的指導思想。學問是人的事業,所以做學問,第一個就是要做人。做人的真正要義,是在發現人的本質的前提下,自覺地去實行。人的本質,不僅是個體性的,還是群體性的。人的個體性本質,古人叫做自然,群體性本質,古人叫做名教。但是名教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上的,古今中外無數賢哲的一切行為與學術上的努力,都是要讓古今名教不斷地接近人的本質。我始終堅持這樣的看法,人的本質,存在于個體與群體的結合之中。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從群體來闡述人的本質,但也重視個體。道家更多的是從個體來闡述人的本質,但也并未忽略人作為群體的存在。我們做人,應該時時想到,我不是單個獨立的存在,我是群體的一員,是家庭、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的一員;是獨立的人,但又是依存于群體的。我想按這個思想去做人,是比較可取的。只有發現自身的本質,人性的本質與情狀,才能談得上治學。只有思想正確、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對一切事物有正確的看法。只有對事物形成正確看法,才能得到有價值的學問,得到有價值的學術發現。所以,我想中庸的這段話,完全可以作為我們做人治學的總綱。

關于學術研究的方法,我最欣賞的是清代章學誠在《校讎通義》里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原是他概括劉向父子寫作《七略》的一種方法,但足以作為一切具有史學性質的人文學科的基本方法。我認為也可以作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當然文學史的源流演變,不像學術史那樣可以清晰地呈現,但既然是一種歷史的、發展的對象,最主要的當然還是要尋索他發展的脈絡。

關于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我曾將它概括為審美、歷史、邏輯三者。審美的方法,就是基礎于具體的文本的閱讀,并通過深入廣泛的閱讀培養一種行家的鑒賞與批評的眼光與能力。就像一個文物鑒定家對一件古文物能做出鑒賞與鑒定一樣,研究古典文學的學人,也應該對古代的作家作品做出有效的鑒賞。這種能力,也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中所說的知音、識器。這要通過大量的閱讀,有時還要有一定的創作方面的經驗。通過審美的方法,形成對于古代文學的豐富的感性知識與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學史研究才是有效的。在這基礎上,我們再去發現作家的思想、藝術及文學史的種種現象,進而探求文學的產生規律與文學史的發展規律,這就進入歷史與邏輯這兩種基本方法的運用。當然,為分析的方便,我們將三種基本方法分開來說,其實在具體的研究中,它們是結合在一起的。

(編輯: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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