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觀

當代復合型人才的楷模

前不久,我的恩師于光遠先生走完了98年人生之路。作為他的第一屆哲學研究生,我撰此拙作,不只寄托思念,還借此呼吁社會,重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當今世界,正向知識經濟社會過渡。如何培養更多復合型人才,是實現中國夢過程中需要更加重視的現實課題。在我的心目中,于光遠先生可謂復合型人才的楷模。

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于光遠先生被學界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這主要是基于他“學識淵博,學貫‘兩科’”(龔育之語)。他在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化學、生態學、辭書學及休閑學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詣。他一生筆耕不已,留下三千多萬字的近百部著述。其實,他不只是個學者,還是個堅定的革命者、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于光遠先生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與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同班。他對物理學研究很有天賦與功底,其導師周培源于1936年赴美,曾帶有幾篇學術論文,請愛因斯坦過目指正。其中一篇關于“廣義相對論”的,就為于光遠所著。若那時他去美國,肯定后來也能成一位大物理學家。但當時日本已入侵華北,為了救亡圖存,他毅然投筆從戎,參加“一?二九”運動,又加入中共,轉赴延安,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尤關注政治經濟學與自然辯證法,他將恩格斯德文版《自然辯證法》翻譯成了中文。新中國成立后,他主編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成為廣泛使用的教科書。

我作于光遠先生的研究生時曾聽他講過:有次日本著名物理學家坂田昌一訪華,他約錢三強陪坂田昌一在頤和園游湖。他對日本友人說,當年大學畢業時,他同錢三強約定,一個出國深造物理學,回來搞建設;一個去延安參加革命,創建新中國。如今果然異途同歸,一起建設祖國。這令日本科學家無比敬重,欽佩不已。我想,這也許就是當年中國青年的理想與擔當。

“文革”中,于光遠先生雖然受到嚴重沖擊,卻從不放棄研究。當1975年鄧小平復出后,他又被吸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為政治寫作班子負責人之一。“文革”結束后,他直接參與真理大討論,參與起草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重要文件的起草。1988年,他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成為當時十大經濟名著之一。1992年,他寫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引領理論界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風氣之先。

于光遠先生還是一個興趣廣泛的社會活動家。他不斷提出新課題、新點子,開拓新領域、新行業,倡導成立各種學術團體。記得多年前,他因患上癌癥住院,我去看望他時,感覺他的病房簡直就是個“社會沙龍”,每天各式人物來訪不斷。他仍思如泉涌,各種點子、主意、觀點,信手拈來。其思緒之活躍,興趣之盎然,哪像個重病的老人?!可能正是由于他身上的這種力量,使他戰勝了癌癥。

于光遠先生自稱是個“雜家”。實際上他是個全方位的大雜家,也即當今所倡導的復合型人才。我從他身上總結出五個“貫通”:一貫通文理。中國大學文理分科森嚴,甚至從高中就開始。其實真理、知識、智慧是不分文理的。我在北大讀了六年制生物系,畢業后又轉到哲學系讀他的哲學研究生三年,才漸漸消除文理的界限。惟有如此,才能使知識融會貫通。二貫通東西。人類有史以來幾千年中形成的東西方兩大文化,各有其優缺點。我們惟有貫通東西兩種文化,知此知彼,才能融合再創新。三貫通古今。當今世界,是人類近幾千年文明史的延續與發展。不懂昨天,豈知今日。我們惟有通今博古,古為今用,才能由古到今,弄清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從而把握未來。四貫通知行。有些學者常脫離實際,知多行少,不接觸群眾,不參與實踐。有些實干家,不愛學習理論,單憑自我經驗,實踐中充滿盲目性。惟有貫通知行,將理論聯系實踐,實踐依仗理論指導,才能發揮聰明才智。五貫通天人。人是從大自然中走來的,也將再度回歸大自然中去。惟有貫通天人,才能正視生死,泰然處之。可以說,于光遠先生就是這五個“貫通”的成功踐行者。

不停思索的思想家

我是1962年在北大生物系畢業后,考上于光遠先生哲學系研究生的。他指導研究生,并不靠課堂教學,而是同學生一起聊天。在互相交流中,傳遞思想,啟發靈感,指點迷津,舉一反三,由研究生自己再去選課、讀書、領悟、反思、總結。

在教學中,于光遠先生特別重視Idea,尤其New Idea(新想法、新點子)。記得有一次他對大家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標點符號中的問號是怎么來的?我們僅知道古漢語文章中,本無標點符號,而是五四運動推廣白話文時才從西方引進英語中的標點符號,問號則為“?”。他考證這“?”是英語Question(問題)的第一個大寫字母Q,由它延伸演變而成“?”的。他重點強調“?”如一把鉤子,你腦中要不斷出現問號,問號越多,鉤子越多,就能鉤來更多知識和學問。一個人若墨守成規,人云亦云,不善思考,不敢懷疑,就出不來問號,少了鉤子,學問就少了,也出不了New Idea。

于光遠先生把問號比作鉤子,對我們很有啟發,凡事皆應問個為什么。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那個真理被權威壟斷的年代,善于獨立思考,凡事問個為什么,卻是十分危險的。不過,他還是敢于思考,鼓勵思考的。記得八屆十中全會后,以階級斗爭為綱逐漸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想。有一次,我們在課堂上討論學習《反杜林論》心得。我著重談了對恩格斯關于“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于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段話的理解,并提出了我們認識問題往往從原則出發,而不從現實出發,把原則當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當時就有人反駁說:我們分析社會問題,難道可以不以階級斗爭原則為出發點嗎?這一質疑,在那種年代的環境下,無疑相當凝重,使我感到壓力與緊張。但我發現,于光遠先生卻不以為然,他為我解圍地笑笑說:“允許思考,可以去想”。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中徘徊。直到真理標準大討論后明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后,人們才承認一切原則只有在其經過實踐檢驗后才能確定是否是真理性認識。

作為一個思想家,于光遠先生總是盡量堅持自己的獨立人格與思想自由。這一點,令我受用終身。思想永遠屬于自己,可自由馳騁;寧可沉默,也不說違心的假話。正因為他具有這種思想家的品格、勇氣及智慧,所以才能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提出許多順應時代潮流的觀點,為推動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永遠樂觀的“大玩家”

于光遠先生經常談笑風生,總是其樂融融。“文革”初起,中宣部首當其沖,在“砸爛閻王殿”中,他被當做“判官”遭到批斗。但聽說他每遭批斗后,吃飯時總是多吃一個饅頭,以補充體力消耗。一般人挨斗,身心受挫,有的痛不欲生,他卻總是樂呵呵的,反而吃得更香。由此可見其胸懷坦蕩的樂觀主義精神。即使晚年他患上了可怕的癌癥,也坦然笑對,后來竟然轉危為安。

于光遠先生自稱是個“大玩家”,患病時自己給自己寫悼詞,并說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一行字:“大玩家于光遠走了”。確實,他很愛享受生活的快樂。他力主開創休閑經濟學,發展休閑產業,并組織人寫了一套休閑學叢書。年老后,他還收集各種玩具,寫過《兒童玩具小論》及《玩具大綱》等。他80多歲學電腦,86歲自建個人網站。每年外出講學、咨詢不停,走不動了,仍以輪椅代步走天下。直到95歲后,他才逐漸不愛講話,慢慢安靜下來。我曾聽他說過,只有失去生活情趣了,人生才漸漸走向終點。誠然,隨著近年來生活情趣的遞減、消失,他逐漸告別了豐富多彩的人生。

于光遠先生雖然走了,他的思想、著作、人品、風范,以及他復合型人才的成長道路,卻是一筆寶貴的社會遺產,值得傳承下去。尤其是他作為復合型人才的楷模,很值得中國教育界研究。我們的學校,如何才能培養杰出的復合型人才?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于光遠先生的人生軌跡中尋找到某種答案。

(編輯: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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