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觀

“左聯”人談“左聯”事之信函簡介

1980年前后,時任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正、副所長的沙汀和陳荒煤,曾經為紀念“左聯”成立50周年,發動撰寫過一批回憶性文章。這種搶救史料的工作,得到了廣泛支持。參與者們基本上都是“左聯”當年的老人,都想把自己“記憶中有把握的”東西寫出來,以“使讀者真正了解‘左聯’的歷史”。他們認真負責的精神,實堪敬佩。然而橫嶺側峰,見仁見智,即便是親經親歷的事情,也難免因時空宥范而生瞎子摸象之虞。所以隨著“搶救”工作的逐步展開以及相關文章在《新文學史料》等刊物上陸續發表,就又產生了一批帶有批評性質的信件。信件基本上都是寄給沙汀和陳荒煤的,寫信者則有白曙、林淡秋、林煥平、柳倩、馬子華、任白戈、王西彥、吳強、吳天祐、吳奚如、向思賡、周立波、周巍峙等多人。信件內容林林總總五花八門,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類:

一是勘誤訂正型。例如老作家周而復的信。周而復(1914—2004)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1933年秋考入上海光華大學英國文學系,在校期間即參加左翼文藝活動,1936年參與創辦《文學叢報》和《小說家》兩種進步刊物,除擔任編委外還為其重要撰稿人之一。當他讀到文研所現代文學研究室所編《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大事記》中關于“本日王元亨、馬子華編輯的《文學叢報》創刊”的記載時,認為“與事實有出入”,隨即以當事人身份予以訂正:“《文學叢報》編輯有聶紺弩、馬子華、田間、李**(后來當了漢奸,判刑入獄)、王元亨和我(周而復自指)。該刊出版經費主要是王元亨支出多,他同時是發行人。”周而復在信中寫道,“1936年歐陽山、沙汀、艾蕪、草明、吳奚如、陳白塵和我等十人以上組織編委,出版《小說家》(月刊)。歐陽山同志主編,每期編委座談小說,記錄在刊物上發表,有一定影響。特此奉告,以供參考。”

二是補充說明型。以周巍峙的信為例。周巍峙原名周良驥、何立山,江蘇東臺人。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組織領導了新生合唱隊等許多進步群眾音樂團體,從事救亡歌詠宣傳及其他革命工作。這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用不到半個小時工夫就譜出千古名曲《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的音樂家,“偶閱《三十年代左翼文藝大事記》,發現僅《國防音樂特輯》(名稱似叫《論國防音樂》)無作者名”,考慮到編撰者有可能“未見原本”,便趕緊寫信提供相關信息:“我記憶中第一篇是呂驥同志化名寫的文章(似為“允青”),可向他核實一下。其中有一篇是我寫的《國防音樂必須大眾化》,附上我從中央專案組給我看的原文影印件抄下來的稿子。”類似信件中有一封為向思賡所寫,其內容的直白隨意倒更像是接受訪談時的一種即席答問:“復旦‘左聯’小組的‘向浦’就是我。當年我在學校注冊是用的這個名字。不過在‘左聯’、‘社聯’以及發表文章時都是用的‘向思賡’或史庚。”“我參加左聯是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大約是11、12月間),介紹人是謝冰瑩和她當時的愛人顏鳳城。我記得他當時在光華書局。還有一個名叫李白英的也是屬于我們那一組的。謝現在國外,顧鳳城已于前幾年在北京去世……李白英是江蘇無錫人,沈松泉是知道他的。但不知道沈松泉現在是否活著(沈松泉在30年代是上海光華書店的老板,光華書店當年曾出版過許多‘左聯’作家的書籍。)……”

三是批評建議型。這一類可以吳奚如的信為代表。吳奚如(1906-1985)原名吳席儒,湖北京山人。1925年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主編《討蔣周刊》。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獄,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任大眾工作委員會主席,工作中與胡風等多有交往。在紀念“左聯”50周年活動中,他“應《新文學史料》編者之約”“寫過一篇長文”,因“其間涉及到胡風的生平”及吳個人對胡風的評價,“稿子寄去后,引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的內部爭論,解決不了,就向中宣部請示。據說,胡耀邦、朱穆之兩同志閱稿后曾作了一個批示,說文章還可以,但目前不宜在刊物上發表云云。”針對這種情況,吳奚如坦言相告:“我個人認為:現在紀念‘左聯’的史跡,如不客觀地紀述當年‘左聯’內部思想和理論斗爭的史實——在矛盾和斗爭中存在和發展,就不甚真實。為此,我現在又把那長文壓縮,把有關當年黨的秘密刪去,以期可以公開發表,使讀者真正了解‘左聯’的歷史。”

四是獨立見解型。這就要說到任白戈的信了。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6年入黨。1927年四川“三?三一”慘案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挑起黨團四川臨時特委書記的擔子,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1933年加入“左聯”,長期擔任執行委員和常務負責人,與魯迅、胡風、何谷天等多有工作聯系。1930年“左聯”解散,文藝界隨即發生了“兩個口號”之爭,正在日本的任白戈寫文章支持“國防文學”,為此得一“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攻擊魯迅”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斗爭。十幾年過去,任白戈從未屈服,應邀為“左聯”而寫的回憶文章中,他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我給《左聯回憶錄》寫的東西(已寄交現代文學研究室),比過去別人訪問時記的要詳細一些,其中所涉到許多與別人所述不同的情況,但我相信自己的記憶不錯。如‘左聯’的組織與工作以及負責人等,記不清楚的我都未寫。”他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的收信人,“我知道現在還有人在‘左聯’問題上、特別是在兩個口號爭論問題上作文章。我在此文中放了一炮,表示對另一口號就在魯迅發表文章之后我還有意見,這可能又引起一些人的攻擊,但我不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幾十年的事實證明,‘左聯’是有功績的,‘國防文學’口號并未產生什么惡果。”他甚至斷言:“今天有些還在反對‘國防文學’口號的,其實并非‘左聯’的人,亦不了解‘左聯’的情況……”與此信風格相類似的信還有一封,那一封出自周揚夫人蘇靈揚之手。蘇靈揚(1914-1989),原名蘇美玉。江蘇常熟人。1932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教育系。因秘密參加革命文藝活動而與“左聯”黨團書記周起應(周揚)相識相愛,在周揚的影響下于 1935年5月加入“左聯”,進而以“左聯宣傳部干事”之職成為周揚的工作助手。大概是長期革命斗爭的磨礪所致,出現在她筆下的文字簡潔而硬挺:“我的那篇回憶錄已遵照你的意見改了一下。但再要我把其他的事實改掉,我是不同意了。你可以不發表,本來我也不是為了發表才寫的,只是接到了你們的通知,要我寫回憶我才奉命交卷的。這些都是我記憶中有把握的,沒有把握的我沒有寫。”

五是學術研究型。嚴格說來這一類信件還不成其“類”,筆者所見其實只有一通4頁,為時任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林煥平教授所寫。林煥平,1930年參加“左聯”。1933年赴日本留學期間任“左聯東京支盟”書記。解放后一直在高校工作,同時身兼多個文化機構的名譽職務。1992年被美國傳記研究所評為“80年代最受尊敬的人”;1999年英國劍橋大學國際傳記中心評其為“20世紀世界杰出作家”并授予“20世紀成就獎”——此是后話。林教授此信內容十分豐富,史料價值很高,故而不厭其長,照抄如下:

荒煤同志:

昨天座談會,因時間不夠,我未發言。我想談的,關于周揚同志報告的點滴意見,已另告訴他。關于“左聯”的,簡要寫給您,備參考。如果需要,我可另外寫成文章。

一、關于初期在上海參加“左聯”的同志,有一個頗為顯著的特點,即除原來后期創造社、太陽社和語絲社的同志外,很多人都是從參加劇團如藝術劇社、大道劇社、南國劇社等,從事戲劇活動,隨后加入“左聯”,后來又加入劇聯的。

二、左聯在政治策略上,隨著斗爭的發展,形勢的發展和本身經驗的逐漸豐富,也是逐漸進步的。主要特征,我以為有如下兩點:

1、從1930年到1933年,主要是自己辦機關刊物,利用中間性的刊物比較少,圈子小些,頗有孤軍奮斗的味道。從1934年到1936年,自己辦機關刊物較少了,盡量利用帶中間性的、進步的刊物,發表左翼作家的文章,擴大影響,那些刊物,據我所記憶,有:

①《譯文》,黃源主編,影響很大。

②《文學》,傅東華主編,除作品外,每期有幾篇短論,是該期的主要內容,大多數是魯迅或其他左翼作家寫的。

③《太白》,陳望道主編。

④《光明》,洪深主編。

⑤《中流》,黎烈文主編。

⑥《申報月刊》俞頌華主編,這是綜合性刊物,也登一些左翼文化人的文章。

⑦《自由談》,黎烈文主編。在黎主編時期,登了許多魯迅、茅盾等人的文章。連我遠在東京,也曾給它寫過文章。

以上兩刊,是屬于申報館的。申報老板史量才被暗殺,背景不明,不知是否與發表了一些左翼文章有關?這須調查。

⑧孫師毅同志在良友圖書公司工作(很像擔任總編輯),協助和推動趙家璧,出版了好些比較好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⑨開明書店,生活書店,也是這樣。

從以上的情況看,“左聯”的圈子和影響大大地擴大了。

2、受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影響,許多工作靠“左聯”本身,很難甚至無法進行,因而逐漸依靠宋慶齡、蔡元培、葉圣陶、鄭振鐸等進步人士的積極支持和幫助,做了許多工作。

從以上兩種情況看,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左聯”前期圈子比較小些,后期圈子擴大了。假如說,前期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氣味比較濃些,那么,后期這種缺點就有所克服了。

三、文研所寫的大事記,前詳后略,前面較充實,后面較單薄,這也許有實際困難。此外,對“左聯”東京支盟的評價,似乎低了些。以下數事,是否可以列入大事記:

1、《東流》月刊是“左聯”東京支盟第一個機關刊物,在上海出版,共出十幾期,雖著重登小說習作,影響不如《雜文》,總算一個小陣地。

2、《新詩歌》,略與《雜文》同時在東京創刊,蒲風、林林等都在這里面。是《參考消息》似的小型版,在東京也相當活躍。

3、在日本左翼戲劇家積極支持下,演出《雷雨》,郭老為此寫了文章,見郭老文集。

4、編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小叢書,郭老、林林、魏猛克、陳辛仁等均有譯作,上海天馬書店出版。

5、魯迅追悼會郭老出席講話,大概是郭老第一次公開給魯迅以極崇高的評價。

6、七八位同志被驅逐回國,日本報紙都有登載。為要核實,是否可請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查閱1937年5月份日本報紙,影印寄來,想非難事。

7、大事記記到七月七日為止,是否可記到七月下旬郭老回國為止?這樣,左翼十年,恰好是始于郭老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文學,止于他從日本回國。

四、左聯東京支盟當初并沒有建立黨組織,1955年8月間林基路由日返上海,找到周揚同志,解決他的入黨問題,再回日后,與崔亦民等數人建立小組。我當時患嚴重肺病在鄉下治療,情況不清楚。這是我回國來以后才聽說的。林基路已犧牲,崔亦民全無消息。不知任白戈同志知道一些情況否?

以上所寫,未必都對,僅供參考。并致敬禮!

林煥平

1980·4·1

既是“簡介”,只能點到為止。最后要說的是:以上諸信,如今都已殊途同歸,齊集中國現代文學館。依照檔案學的“來源原則”,他們被作為一個“全宗”,裝進一個(或幾個)特制的手稿檔案盒里,悄無聲息地睡在鐵質密集書架上。它們都是為了述說它們之前50年的那個輝煌一瞬而生,如今它們自己也已走進“30多年前”了。今后不論人們再如何述說, “左聯”兩個字,都將是它們共同擁有的名號。這是光榮,也是驕傲,因為“左聯”曾經以“脊梁”的硬挺,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歷史增添了光輝一頁。

(編輯: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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