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視點

聚焦大學章程:大學"自主自律自強"需要"章法"

聚焦大學章程⑦

 

大學“自主自律自強”都需要“章法”

 

  大學的章程建設是新話題,但不是新問題。大學章程伴隨著大學的誕生與發展而不斷演進,即有大學就有如何治理大學的問題。大學的外部關系如何明確、內部如何治理?歷來是大學和相關者需研究解決的制度供求問題。然而,對制度的供求和評價,檢驗的主要標準應是事物發展的需要,基于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供給和需求,而不是其他。

 

  因“自主”而提出 

 

  從宋代的書院規程到《京師大學堂章程》,從《高等學校暫行規程》、“高教六十條”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大學章程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新中國建立后人們對大學章程的重新關注始于改革開放初期。

 

  為解決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學完全附屬于政府不能自主辦學的困境,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提出研究討論教育體制問題,涉及政府對大學統包、統攬、統管太多學校內部的管理問題。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體制”,“在政府與學校的關系上,要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通過立法,明確高等學校的權利和義務,使高等學校真正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尤其是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定:設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必須具備“章程”等基本條件,學校則“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這是第一次以法定形式規定大學要有章程。199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27條就明確要求,申請設立高等學校必須向審批機關提交“章程”等材料。

 

  可以明顯看出,在這個階段,因改變政府包攬大學一切到擴大一定程度辦學自主權的需要,提出了自主辦學也就提出了需要“具備章程條件”,使大學在“政府色彩”中逐漸多些學校的成分、多些自主的色彩。

 

  因“自律”而制定

 

  有自主就需自律。與前三十多年的改革中政府逐漸退出產品市場、還給企業一個自由、平等競爭的機會、迫使企業通過贏得顧客的惠顧和滿意而不斷完善加強自己一樣,在改革中政府不僅逐漸擴大或有限放開大學自主辦學權,政府和大學也在逐步劃清大學與政府的“辦學”和“管學”權力邊界。要由政府“辦、管”一體時的“千校一面”,轉變為由大學自我定位、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辦學主體,大學的“自律”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有自主更需自律。

 

  大學擁有自身的章程,在政府“管學”和大學“辦學”相對分離新背景下,大學自身就必須面對“怎樣舉辦國家和社會都滿意的大學”、“怎樣辦成這樣的大學”這兩個問題。這就要求大學在提升承擔國家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本領、不斷增強自身發展動力的同時,更要通過完善內部治理結構、處理好內部權力資源分配、不斷增強自我管理與自我約束能力。尤其是在處理以下幾個看似微觀、簡單但有核心影響力的關系上要有“自律”能力和實踐操作層面的“自律”。一是特色和一般的關系。中國大學章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大學章程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即有“中國特色”——“共產黨領導”,這要求大學成員尤其是大學領導者要以“高等教育法”自律,要恪守“特色”底線,不能以其他國家大學的“一般”來否認中國大學的“特色”,更不能以新中國成立短短60多年里高校領導體制多次變更為由弱化“特色”。二是學術和行政的關系。大學要以學術追求為最高價值,即要有“學術研究真理至上”的自律。這里可能主要涉及到要處理好管理者和學者的關系。一般而言,學校和學院的領導者都是“雙肩挑”,既是學者又是管理者。學者從事學術研究,往往追求質疑和“不同”,而管理者要求服從和執行,由于身兼截然不同的二職,很容易把學術研究和行政執行混同起來,影響學術追求和行政效率。三是大學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近乎合一的關系。根據大學章程,黨委常委會是常設的決策機構,以大學校長為首的校行政領導班子負責執行,而現在普遍的設置是校長、副校長都是常委會成員,即大學存在決策者和執行者幾乎重疊的情況。解決這種“決、行”不分而合一的問題,需要相關機構和成員按章程高度自律。

 

  因“自強”而加快

 

  如果說大學“章程”因大學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加快章程建設的本質是追求高校“自強的”、“展開了的”存在,是基于自覺、自由,切實按照教育規律、按照辦學規律去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提高教育質量,從而舉辦世界水準的高水平大學。

 

  怎樣加快步伐使大學變強?是在經費投入上加大力度還是加強在制度建設投入上促進學校高水平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加強章程建設”,“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很明顯這是在強調大學的制度建設投入,將注重“爭財政經費等物質資源”為主的投入型增長轉變到注重制度建設的內涵式發展上來。因此,落實章程建設是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關鍵制度保障之一,將“由大變強”的奮斗理念與目標置于制度層面的保障之下。

 

  眾所周知,一種好的規則,不僅促進個體之間、組織之間的協調,而且也指引個體和組織往正確的方向上行動。比如,好的制度會激勵個體把時間和精力用于創業,而不是尋租。這兩種不同的行為對社會財富的作用會大不相同,前者會增加社會財富,而后者只是一種轉移性努力,對財富的增進毫無貢獻。一部好的大學章程,會對各種權力與權利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提高其各種資源的運行效率;一部好的大學章程,使大學治理有穩定的法定依據,減少內部治理和外部交流的障礙,降低治理成本。大學章程使治理效率提高,運行成本降低,從制度上保障了加快高水平大學建設。

 

  總之,大學的自主、自律、自強,都需要大學章程的指引和實施。特別是針對高水平大學建設,用大學章程激活大學內生動力與活力,向制度建設要質量,加快、加強大學章程建設尤顯突出和重要。(張國林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黨委書記)



(編輯:覃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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