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視點

保持對學術工作的熱情——著名學者趙園訪談


陳定家:聽說北大中文系的老師把您作為優秀研究生的標桿,見到出類拔萃的女生,就夸她或將成為“另一個趙園”!我本人也多次見證過以您為標桿的情景。十幾年前,我向所里一位先生請教問題,那位先生總是有意無意地以“趙園說”做評判標準。此后,我在好幾位同事那里遇到過類似的情形。您看,這些令人敬佩的求學者和治學者,都以您為標桿,這算得上一種學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說您走上學術之路純屬偶然,治學之路也并非一帆風順。您能否先說說這方面的情況?


趙  園:“標桿”不敢當。我也聽到過您提到的那種說法,對那一種比方不可當真。我并不希望別人像我。事實上,我欣賞的年輕學人,包括女性,比如張麗華、袁一丹,各擅勝場,并不像我,倒是讓我覺得后生可畏。


我的“走上學術之路”,無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機遇。當時我在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報考的動機,只是為了逃離那個單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學,大多是中學教師,我猜想情況和我類似,未見得當時就有怎樣的志向。偶然性還在于,北大中文系在統計各考場分數時,我所在的考場漏計了一項分數。倘若這點疏失未被發現,我應當早已作為中學教師退休,在“頤養天年”。我不能因此說自己有怎樣的幸運。其實事后看來,得失很難計量。


走上“治學之路”后,應當說是比較順暢的。壓力不大,沒有深厚的已有積累的壓力,也沒有來自國外漢學的壓力。有些條件現在仍然有,即如沒有來自國外漢學的壓力。壓力不大,“余地”卻比較大。我是“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學術荒廢已久,大家都剛剛起步或恢復研究工作,而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十七年間屢遭重創,發展不充分,因此無論新手還是老將,都像是在拓荒。而這批“新人”即使基礎薄弱,卻各自在“文革”中積累了社會生活經驗;學識匱乏,卻不缺少對人事的理解力與識別力。這后一方面是我所屬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點“本錢”,盡管有限,卻很重要。我最近還在一個場合,談到毛澤東所說文科應當以社會為工廠,作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雖然具體的路徑未見得適當。


此外我們還得益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良好的學科環境。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后文革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崛起,以“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重要資源,與那個解放運動密切呼應。對于我所屬的這一代專業工作者,確實是難得的機遇。無論基于個人經歷還是遭逢的時世,都使我們有足夠的動力去“拼”。


近些年來學術生態已經大變。便捷的網絡下載,不但改變著學術工作的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以至我讀到某些炫耀博學的宏文,會條件反射地想,那些材料是怎么來的?網絡時代的“博學”或正成為“虛胖”,那種文字少的是生命感,一個生動個人的生氣的灌注。這種無生命的學術作品正到處泛濫,如古人說的那樣,禍棗災梨,令人慨嘆。


陳定家:《艱難的選擇》是您的第一本學術論著,您在這本書中試圖通過分析現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描繪出現代知識者的心理圖景。有人將這本書說成是您治學生涯的里程碑,但您本人對這本書所應用的敘述方式好像并不滿意,它是否有點受制于線性敘述邏輯的束縛,以致論述過程中的“豐富性”未能得到充分呈現?這本書對您此后的研究有什么樣的意義和影響?


趙  園:“知識分子考察”是讀研中就已經選擇的研究方向,與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有關——那一代現代文學研究者,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相近的方向,以便經由學術,思考“20世紀知識分子的道路與命運”。我曾引用過魯迅“連自己也燒在里面”的話,很能描述我們當時的狀態。這種學術工作,也是在探尋自己的精神血緣。知識分子與革命,或革命中的知識分子,是20世紀的一大主題,對我的吸引力至今仍在。學術文體不能容納的更個人化的內容,我寫在散文隨筆中,即如那一組《鄉土》(收入《獨語》一集)。


對我的第一部學術作品的不滿,不止在敘述方式,還在框架、具體論述以至表述。那些缺陷,多少也由于資源的匱乏。我著手寫作那本書的時候,還沒有大量的理論輸入;我所憑借的,是原有的一點積累。但那種“連自己也燒在里面”的激情,是那一時期特有的。那種寫作狀態與研究態度,是只能一次的經歷,不可重復,值得懷念。


最初的選擇貫穿了我的學術工作的始終,由中國現代史上的知識分子到其前身(以古代中國的“士”為近代知識分子的“前身”,要作種種限定,這里姑妄言之)。我常常對年輕學人說,最初的選擇有可能持久地影響你學術研究的取向與格局,這可以我和我的朋友們為例。最初的選擇確實有某種決定性。而我的學術工作始終在最初選擇的方向上,無論“20世紀”還是“明清之際”。


陳定家:您的《北京:城與人》與《地之子——鄉村小說與農民文化》是繼《艱難的選擇》之后完成的兩部重要著作。學界對這兩本書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依我個人的淺見,后者似乎比前者更為厚重、更為深刻。但從媒介反應和讀者接受的情況看,前者受歡迎的程度似乎遠在后者之上。您能說說出現這種反差的原因何在嗎?


趙  園:兩本書的寫作,投入大有不同。寫《北京:城與人》,緣起只是幾篇1980年代初的“京味小說”。在我的學術作品中,那本書寫得最輕松,甚至沒有做必要的文獻準備。但對于學術價值,不適用“投入/產出”的計量方式。這本書的“受歡迎”,多少由于機緣——出版時恰逢“北京文化熱”。后來“北京”、“城市”熱度不減,那本書就有了“常銷”的可能。而對于農村的關注度卻在下降。這種情況僅從新聞報道就可以感到。農時、農事、災情等等,曾經是我所屬的一代人日常關心的方面。我至今還保有對氣候影響于農事的敏感,與“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世代不同。


寫《城與人》有偶然性,寫《地之子》,則像是還愿。我盡管不是農家子弟,由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歷,對鄉村似乎有“天然的”親近感。20世紀70年代初大學畢業后,曾在河南農村插隊兩年,那段經歷也令我難忘。回頭讀兩本書,長處都在作家作品的分析,而“大判斷”往往經不起推敲,也證明了我的強項在此而不在彼。


《城與人》之后,我至今仍然有對“城市”的興趣,旅行中往往持“考察”態度,對近幾十年的“城市改造”隨時懷了憂慮。而鄉村則是另一個關注的方面,尤其對于“空心化”帶來的鄉村文化生態的不可逆的變化,對于農村老人的養老困局。


陳定家: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您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堪執牛耳的實力派學者。《艱難的選擇》等著作為您開辟了堅實寬廣的學術道路,按常理說,接下來應該是您推出相關研究成果的高峰期,風頭正健,人生也步入了黃金歲月,但這個時候,您卻出人意外地放棄了現代文學研究這塊優勢陣地,移師當時“沒有本錢”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這無疑是一次學術冒險。這么多年過去了,可否說說,您對這次學術轉型的心態與看法是否有所變化?


趙  園:我在轉向明清之際,轉向史學與文學之間,是在提倡“跨學科”、“越界”之前,完全是一種個人選擇,既不像有些人猜測的那樣,因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國內形勢,也與學術界的“潮流”無關——當時的我,由于缺乏外語能力,很封閉,對國外學術潮流幾乎一無所知,也缺乏了解的渠道。至于被認為“暗合”了某種取向甚至理論,則更像是巧合。我的動機,無非是在已有的研究陷入停滯后,尋求挑戰,試探自己的可能性,希望再次激發學術熱情。那確如你所說,是一次“學術冒險”。我是像溝口雄三所說的那樣,“空著雙手”進入明清之際的那段歷史的。這么說也不十分準確,因為我的手中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積累。這對我很重要。這一點,將在以后的學術工作中,被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


這次轉折對于我至關重要。我至今仍然認為自己當年的選擇很明智——這不止是由“成就”的角度,更是由自我豐富、提升的方面衡量。進入新領域后,我有了機會接觸學術經典,接觸學術大師的作品,經歷了重新學習做學術的過程;也有了機會在更大的范圍內作學術交流。尤為難忘的,是與臺灣同行的交流。這種機會,是我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不能得到的。


陳定家:有人說您是歷史學家中的文學敘事派,是文學研究隊伍里的歷史學家。您能否結合自己的研究,談談您理解的史學與文學的關系?


趙  園:學科壁壘是人為設置的,一個大活人何苦要畫地為牢?記得一些年前,在一個場合回答提問,我說非驢非馬,是個騾子有什么不好?這句話似乎也是別人說過的,我不過拿來自我辯解或解嘲罷了。時下鼓勵“越界”,我的選擇的正當性已無需解釋,卻仍然有必要鼓勵年輕學人作這類嘗試。


古代中國的學術,文史本不太分。亦文亦史,前輩學者就承接了這種傳統。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是文學還是史學?倘若用了現在通行的尺度,能不能通過學術刊物的審稿程序?可不可以用來評職稱?


我自己不大考慮專業歸屬,想的是如何調動自己全部儲備(包括能力),力求使“題無剩義”,而非符合某個學科既已形成的評價尺度。“歷史學家中的文學敘事派”或“文學研究隊伍里歷史學家”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而是與專業背景有關。事實上在做“明清之際”的20多年間,我主要是在向優秀的史學著作學習,獲益極多。但文學研究的專業背景對我的意義絕不是負面的。對這一點,越到后來體會越深,也越有自信。


陳定家:我注意到,您寫過一些學術自述,也接受過各種訪談,您曾經談到了自己從事學術工作的甘苦。但我仍然希望知道,您如何看自己的學術工作的得失,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與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


趙  園:回頭看,我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考察中,較為經得住時間檢驗的,是作家作品研究。這一點,剛才已經提到了。即如論蕭紅的,論駱賓基的,論凌叔華的幾篇。所以經得住時間檢驗,是因為寫作家論必須面對作品,而有可能不過分依賴流行的理論框架。那一時期也確實有活躍的審美感受力——我發現這是最容易失去的一種能力,與年齡與經歷都相關。一旦失去,就難以再次獲得。讀自己的舊作,我常常會暗自驚訝,同時慶幸:幸而寫在了當時;過了那個時候,就難以寫出,硬寫,也決不會精彩。


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幾部著作中,第一部少一點遺憾。《艱難的選擇》與《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分別是兩段學術經歷中的初作。那當然是很不同的兩本書,但在“投入”、“切身”、“痛癢相關”上相近。寫《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較之寫《艱難的選擇》,更有初次踏入陌生領域、與對象不期而遇的興奮,偶爾會“文思泉涌”,因知之不多,反而較少顧忌,有可能寫得酣暢淋漓,使內心深處的激情得以釋放。那種狀態是不大可能長久維持的。盡管《續編》諸篇更規范,論述更周延,卻少了那一種元氣,雖則“氣盛”難免泥沙俱下。這既與狀態又與年齡有關——狀態往往也系于年齡。


但我以為《續編》另有價值。以“戾氣”為題的確賴有直覺,寫《君主》《井田、封建》更出于設計,基于已經形成的對這類題目的重要性的認知。至于最終結果如何,與是“直覺”還是“設計”無關。“正編”或許更可讀,但我對《續編》不無自信,相信其中的論題對相關研究有貢獻。學術作品不妨力求可讀,但可讀性畢竟不是評價學術的標準。有人以表述“西化”、不“深入淺出”貶抑一個年輕學人的作品,我覺得很奇怪。我們使用的概念系統本來就賴有輸入,不過“西化”的程度不同、來源不同罷了。而缺乏難度,缺乏深度,缺乏重量感的東西已經夠多,何不挑戰一下自己的理解力,試著讀一點確有分量的論著?


我的文字好讀難讀,與論題更與寫作狀態有關。寫《易堂尋蹤》也像寫《北京:城與人》,有偶然性,屬于計劃外項目,也因此寫得輕松。用散文的方式組織學術,也讓我更有可能體驗寫作中的快感。那本小書所寫的一組人物,在他們的時代并非都聲名顯赫,卻多少令人想到了魯迅的論劉半農,清淺得可喜。這本小書的寫作中時有感動,有沉醉。那在我,是一段美好的寫作經歷。嘗試著變換寫作方式,以不同的方式處理不同的材料,即使在同一部書中也力求如此。在我看來,這也是自我訓練的一部分。


材料運用中的“精審”,是一種難于抵達的境界,但寫到《想象與敘述》,取材已能節制,剪裁也較為工致,文字則少了那種格格不吐的艱澀,以至有評論者認為這一本的文字在其他幾種之上。但由學術作為一種經歷來看,得失仍然難言。寫到這時候,已趨于冷靜,甚至波瀾不興,沒有了最初進入“明清之際”時的興奮。僅僅由此我也意識到,是與這一種研究告別的時候了。


在高校演講的時候,曾有研究生問我,為什么沒有做人物研究,那個時期本不缺少值得寫的人物。我說,對于那個時期,即使我征引較多的人物,我的學識也不足以應對。此外,花幾年時間寫一個人物,需要那人物對我有強大的吸引力。我還沒有感受到這種吸引力。進入“明清之際”,只寫過兩篇人物論,關于唐順之、傅山。寫《我讀傅山》也如當年寫蕭紅,首先由于對象的文字的吸引。這無關于文字的好壞,甚至自己喜歡不喜歡,而是對那一種文字“有感覺”。至于何以“有感覺”,也說不清楚,或許屬于所謂的“默會知識”的范圍?這真的是一種不容易描述的經驗。這種經驗在我,并不常有,只能說是際遇,你與對象間的遇合,有某種神秘性。更多的時候,自己寫得艱苦也讓人讀得辛苦。寫作中的快感在我是奢侈品,只能偶爾獲得。借用了郭沫若的說法,大部分文章是“做出來”而非“寫出來”的。說這些,只是由個人的寫作狀態著眼,至于學術價值,適用別的衡量尺度。


我曾寫過題為“學術——人生”的隨筆,題目太大,只觸及了點皮毛。其實上面提到的每一本都有故事,甚至聯系于“個人事件”,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但我并沒有寫較為完整的自傳的計劃,也不會寫學術自傳,怕被現成的敘述方式誘導,將自己的學術經歷簡化、故事化。曾有臺灣學者問我何以想到寫“戾氣”,對這種問題,我至今也仍不能有把握地回答。當時的那種直覺的背后,應當有長久以來經驗的積累吧,那些經驗確實一言難盡。您看,對學術作為過程的“還原”、“重現”,談何容易!


陳定家:對您的學術研究,已經有了不少的評論文字。我想知道您對于那些評論作何評論?


趙  園:我曾經說過,無人喝彩,從不影響我的興致。事實上,我還是聽到了對我的學術工作的反響,不止喝彩聲,也包括切中肯綮的批評,我對此心存感激。我感激關于我的現代文學研究的批評,即如王曉明、王培元、孫郁的評論文字;感激關于我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批評,黃子平的,止庵的,劉錚的,江弱水的,等等。尤其觸動了我的,是其中的幾位對我學術作品中的“硬傷”的發現,止庵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劉錚關于《想象與敘述》的。止庵曾私下里指出我書中的硬傷,令我汗顏,盡管他說得很客氣,小心翼翼,惟恐傷害了我的自尊。我至今與劉錚不曾謀面,但他指出的我使用材料的訛誤,實在讓我慚愧。那種錯本不該發生的。我當時想,這位批評者為了這篇評論文字,做了多少功課,包括版本方面的!竟然有人如此仔細地讀我的書,愧汗之余,我仍然覺得快慰。


責任編輯是學術作品的第一位讀者。《易堂尋蹤》的責編張國功,《閱讀人世》的責編王欲祥,都在編輯過程中發現過硬傷,使那些錯在出書前得到了校正。由于知識準備的嚴重不足,出錯幾乎無可避免,盡管我已經如臨如履。這些較我年輕的學人——學術作品的編輯也是學人——施教于我,不能不令我感激。


我去年病逝的表兄,是我的親屬中最認真的讀者,曾為《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列出“勘誤表”(他用的說法是“修訂表”),工工整整的兩頁。其中所勘之誤,就有止庵指出過的。而我的表兄并非所謂的“學者”,不過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豈是誰都能當的!


陳定家:您剛才談到自己“得益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良好的學科環境”,能否就這個話題再談一談?


趙  園:我得之于工作單位的,不如得之于“專業界”的多。這些年來人們將1980年代過分地詩意化了。這種詩意化有其現實的指向,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但也應當說,即使1980年代沒有那樣美好,那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在回望中也仍然有美好之處。王瑤,樊駿,嚴家炎等前輩學者的風范,他們扶植、獎掖后進的胸懷與氣度,他們所創造的和諧的內部環境,不同世代學人間的互動互補,同代學人間的合作與此呼彼應——尤其京滬之間——實在令人懷念。那真的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學術時代。


還記得王瑤擔任學會會長期間組織的兩次創新座談會。盡管第二次就有點氣象衰颯,但仍然貫徹了鼓勵年輕學人的宗旨。他們將作為學科研究對象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種精神帶進了學科,使學科充溢著青春氣息和進取精神。這個學科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度處于前沿,在后來的市場化過程中邊緣化了。這固然由于時勢的變化,也與學術界、專業界的生態有關。那一種境界已經不可追尋,成為了一段遙遠的記憶。我們跟年輕的學人談那段學科史,像是在“說古”,像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這是不是有點可悲?


我的學術活動在那個生氣勃勃的時期起步,得到了開放的學術環境的鼓勵。一再聽人們談到,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學人“越界”的努力與取得的成績,這應當是這個學科的活力的一種證明。即使在走進“明清之際”后,我也仍然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保持著聯系,不但有與年輕學人的交流,而且我的選題,關注點,至少有一些是在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形成的。


陳定家:您曾經以《任道與任事》為題對“明清之際士人的參政意識”進行過獨到的分析與闡發,您認為積極的政治參與,是有明一代士風的重要“面向”。請問,這種熱衷于“任道與任事”的風氣成因何在?影響如何?對于今天的知識分子來說有什么借鑒意義?


趙  園:明代的士大夫不像明亡之際的反省中所說的,“風痹不關痛癢”,只能“袖手談心性”,他們中的杰出者絕不缺乏行動能力。梁啟超說過,“他們里頭很有些人,用極勇銳的努力,想做大規模的創造”(《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種風氣應當與學派比如王學的興起、與明中葉以降的士風有關,也依賴于王朝政治所留出的空隙,提供的空間。明代士大夫活躍的民間政治(王汎森的說法是“下層經世”),就賴有上述條件。我感動于這種虎虎生氣、昂揚意氣與積極踐履的精神,雖則我自己仍然更是“書齋動物”。


我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考察,政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與一個時期里“去政治”的取向相左。我的確關注那一時期的士大夫與政治,與王朝政治,與民間政治,關注他們在有關的實踐中的擔當,這種擔當的極端的嚴肅性,考察中時有感動。我從來沒有那種以政治為“污”的潔癖,即使在剛剛經歷了“文革”的那時候。我關心的是政治中的人性,當然也包括人性的扭曲、變形,卻不贊同由此而引出的極端的結論。


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談到社會組織即NGO,認為社會組織、民間機構的興起,是中國的希望所在,無論較為高端的書院、讀書會,還是從事社區服務的志愿者組織。我不以為知識人都應當“任事”,對能“任”善“任”者卻一向懷有敬意。人文知識分子僅僅有“人間情懷”是不夠的。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或許更近于完整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陳定家:您曾說學者對研究對象的選擇應注意這樣一些問題:一是是否能夠激發研究者熱情;二是是否具有挑戰性;三是對研究者知識積累是否有所助益。您能否結合自己的相關研究更具體談談這方面的看法?


趙  園:“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不幸我常常不能克制說教的沖動,倚老賣老,對身邊的年輕學人耳提面命。您總結的那些意思,的確是我常常說到的。我對他們說,希望他們的選題能夠激發自己的研究熱情。有熱情,就有可能使學術工作不只是個“技術活兒”,所做的活兒也少一點“匠氣”。


我也對他們說,希望他們的選題具有挑戰性,有一定的難度,迫使自己克服盡可能強大的阻力。我以為學術工作者有必要始終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限度,同時挑戰極限。這并不矛盾。發現自己的可能性,釋放潛能,或者最終不過證實了自己的有限——那又有什么不好?這正應當是以學術為“志業”者的常態。要避免輕車熟路。作學術也如搞創作,忌“熟”忌“滑”。無論變換領域,還是改變具體的研究方向、方式,都有助于避免“熟”、“滑”,打破已經形成的研究格局與路徑依賴,使自己的研究不斷開新生面。


我喜歡引用的還有孔子所說的“為人”、“為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孔子所謂的“為己”、“為人”,語義、旨趣與我們通常的理解不同。我們所受的教育,是肯定“為人”而否定“為己”的,孔子卻提倡“為己之學”。我將“為己”理解為完善、提升自己。事實上,這種“為己”,也有利于持續保持對學術工作的熱情,使你更有動力尋求挑戰。


我們的學術工作已經越來越功利化了,方式也越來越像流水線上的作業。這很可怕。這種功利化正在戕賊學術的生機。我還看不出這種情況有改變的希望。


陳定家:您的著作能把理性思辨、邏輯演繹和散文筆法較好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表達方式賦予思想史以詩哲交融的藝術魅力。您的這種敘述方式的形成,是源于自身的學術素養?還是得益于研究對象的激發?或者還另有其他原因?


趙  園:我在拙著《想象與敘述》附錄的《論學雜談》中,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我關于“詞章”以至學術文體的想法,大致意思是,對于學術作品,問題絕非最重要的,卻又非無關緊要。學術作品不講究文體,已是常態。令人不能卒讀或不知所云的文章隨處可見,真的是一個問題。在文學專業的從業者,這種情況與審美能力的普遍下降“正相關”。年輕學人關注的是“觀念”、“問題意識”,文本成了可有可無的。我對此不能不憂慮。


我自己的文字敏感,得益于早年的閱讀,與我經受的語文教育也不無關系。我的閱讀起始較早,早在小學高年級,就開始閱讀蘇俄文學,包括契訶夫、果戈理。那種閱讀對于我的影響是終身的。我感激我的父親對我的閱讀不加限制。他似乎很信任我當時的理解能力。也是在那一時期,一半由于興趣,一半因了虛榮,我很看重語文課的“作文”,在意老師對我的“作文”的評價,較早地養成了推敲文字的習慣。


從事學術工作之后,繼續閱讀與寫作,寫作中受到了研究對象的影響。在專業寫作中,我會不自主地向對象靠近。也因此,《北京:城與人》或多或少沾染了“京味”,在我的學術作品中比較特別。我以為文學研究者既然以文學作品為對象,即使文字訓練不足,也有機會在文學閱讀中彌補,只要你真的有這種意愿。


陳定家:有人說,就像鉆石和黃金多出產于地質斷層一樣,偉大的詩人哲士也多出生在“歷史斷層”。明清之際,多災多難,大開大合,是一個典型的歷史斷層,“國家不幸詩人幸”,苦難使思想生輝。這個時期的文學與文化,原創或許不如先秦,氣象也略遜于漢唐,但就文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而言,明清之際自有其獨特魅力。您是這個領域的學術行家、大家,數十年沉醉其間,傾力經營,早已碩果累累,但仍被期待推出更多新的成果,因此,我很想聽您說說,您的研究現狀如何?下一步有何打算?


趙  園:我正在做的題目,以明清之際士大夫為中心,討論古代中國的宗族、家庭、人倫關系,尤其是父子、夫婦關系。對于倫常,我在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時候就感興趣。《艱難的選擇》那本書中,就有《五四時期小說中的婚姻愛情問題》《現代小說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與知識分子的幾個精神側面》《中國現代小說中的“高覺新型”》這樣的題目。進入“明清之際”,已經寫到的,有君臣、兄弟、朋友、師弟子。近些年,還一直關注著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倫理層面的變化,尤其是鄉村。這也是我的學術工作貫穿性的線索之一。


與此同時,我已逐步將主要精力轉移到完全不同的另一方向,今后會寫一些更與當代史相關的題目。我最近還在一篇關于“老年”的隨筆中,提到了“衰年變法”。衰年而能變法,更難能也更值得追求。我還想試試自己的力量,看還能做點什么不同的東西。


任何人都有限度,學術工作者尤其如此:思想能力會衰退,感覺(包括文字感覺)會鈍化,寫作沖動會減弱等等。因此我事實上是在抵抗,抵抗這一“自然進程”。這或許是無望的掙扎,但掙扎、抵抗一下,總比聽任自己衰退要好吧。其實不止到了垂暮之年,學術工作者在其“學術生涯”中始終需要抵抗,抵抗怠惰,抵抗淺嘗輒止,抵抗學術疲勞,抵抗世俗所以為的“成功”的誘惑。學術工作的艱苦與寂寞,使你不能不抵抗。而你的力量不也正在這抵抗中?



(編輯:覃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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