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博覽

災難報道,不是去現場那么簡單

8月27日~28日,旨在提升災難事件發生后媒體報道專業化水準的首屆中國災難報道高級研修班在四川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開班,來自全國各地約50家媒體的記者報名參加了此次研修班。這也是自5年前的“5·12”汶川地震以來,我國首次針對災難報道記者舉行的大規模專業培訓。

此次研修班由四川省“5·12”汶川地震災害應對研究與培訓中心、《瞭望東方周刊》和壹基金聯合舉辦,湖南長豐獵豹汽車有限公司獨家贊助,新浪網聯合發起,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術支持,《中國新聞出版報》等媒體戰略合作。來自北京大學、四川大學、香港大學等高校的多位學者以及新華社、《四川日報》、《華西都市報》等多家媒體的負責人作為授課教師,與學員圍繞新媒體環境下的災難報道、災難報道倫理與媒體原則等內容展開交流和討論。


關于數據 要做自己的資料主任

最近一年來,“大數據”這3個字特別熱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尤其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災難報道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但在這樣的背景下,災難報道正在變得與以往不太一樣。對此,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提出了一個觀點——做自己的資料主任。

那么,在災難報道中,記者如何才能做好自己的資料主任呢?對于這個問題,錢鋼拋出了一個頗有啟發性的問題:大數據時代的傳媒人能做什么?“以前做好記者編輯,就是一采二寫(編),可是在今天,就要做到三項全能,一采二搜三寫(編)。”錢鋼解釋道。

所謂大數據,錢鋼給出了基本觀點——不是隨機樣本,而是全體數據;不是精確性,而是混雜性;不是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記者在做重大災難報道時背后有數據和資料支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對于如何在大數據中做好“搜”這個動作,錢鋼舉例說,2010年舟曲泥石流發生時,他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大海撈針式地搜索相關資料,結果搜到一篇2004年舟曲滑坡泥石流的文章,這對于分析2010年這場泥石流災害的成因非常有幫助。錢鋼說:“只要去搜索就會有發現,而且這個發現能夠讓你對眼前發生的事情保持冷靜。此后,我與當時正在前線采訪的記者王克勤進行網絡互動交流,雙方交換各自搜集到的材料,最終促成了一篇深度調查性報道。”

談到“搜”,錢鋼還建議記者在做重大災難報道時要迅速接通各種數據支持系統,此外,“記者的觀察方式要擴展,要在數據中發現隱事實;然后表達方式要擴展,就是數據分析催生新的文本,因為文本都是隨著時代潮流的;最后就是全媒體平臺與數據的可視化呈現”。對于利用數據系統的觀點,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表示認同,直言在做重大災難報道時利用好國外數據庫非常重要。她舉例說,《財經》之所以在SARS爆發時能夠非常精準、快速地介入報道,就是因為登錄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網站,在那上面相應的信息都有。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新聞的生產方式正在變化。徐泓說,翔實的數據能夠為報道還原災難現場,這個時候要充分利用好新媒體技術;錢鋼說,我們已經走向大數據時代的門檻,在這個仍處于小數據時代的階段,要運用一些新方法、新技術給記者做災難報道帶來新體驗,“換句話說,我們之前做一個好的資料主任,其實是為進入大數據時代做準備”。


關于反思 要讓新聞進入歷史

“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曾有一位媒體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媒體人做新聞大多是想要給歷史打草稿,我們的災難報道,不見災民困頓、災難原因、責任者有無疏失,這樣的新聞就像是街頭小廣告。”話說得也許有些偏激,但足見反思性報道的重要性。

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看來,災難報道由3個部分組成或者說要承擔著3個功能:一是信息的知情權,通過對以災民為中心的災難現場及時全面地報道來實現;二是監督,通過對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救災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報道來實現;三就是反思。“《新京報》一個記者說,做災難報道,一是搶動態,二是做人文,三是救災基本結束后做深度。我理解,這個深度就是反思報道,它是以不斷檢索漏洞、缺陷、缺失,不斷追問原因責任為主的。因此,反思報道不僅是災難報道不可缺少的環節,而且是構成一個國家主流媒體災難性報道的核心價值。”徐泓說道。

徐泓在與學員們進行交流時表示,根據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研究,災后心理救援分幾個階段來實施,每個階段根據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救援內容。第一階段是心理急救期,第二階段是心理修復期或者叫心理重建期。“心理修復或者重建最重要的是什么?從社會來講,就是看政府、社會、公眾對災難是否具有反思的精神和行動。有,就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有,才能把感性的體驗轉化為理性的認知,才能把儀式性的哀悼日之后的感性認識上升成一種理性認知,將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沉淀下來的經驗教訓才能走出災難,讓民族一步步成熟,進而推動歷史進步。”

“沒有反思的心理修復只是修理,沒有反思的災難報道是不完全的報道。”徐泓坦言,對記者來說,反思性報道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新聞形式,但推出反思力作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采訪過程亦可能存在風險,尤其是面對激烈的媒體競爭、快餐式的網絡傳播等現實問題,即使災難報道也很難在較長時間集中社會注意力,一旦新的新聞出現舊的新聞就會被抹殺。

即便如此,徐泓仍然提醒媒體記者,在巨災與高風險時代,國際新聞界對災難反思報道已經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因此,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首先,心里一定要有一個坐標系,這就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必須對國家有非常詳細的整體認識;其次,要確定自己關心的重點問題,每天忙于采訪的過程中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沉淀,并建立自己的數據庫。


聲音: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

災難報道主要避免道德問題

應該把記者的職業倫理和職業道德加以區分,倫理歸倫理,道德歸道德。簡單地說,媒體倫理問題或者一般的倫理問題,指的是大家對一個特定問題各抒己見,經過一番辯論之后也不一定達成共識,但是通過討論理解對方的觀點,這個我稱之為倫理問題。比如,平面媒體記者通常用的暗訪就是倫理問題。道德問題就是大家有共識,那種事情該做不該做,有相對明確的標準。一般而言,我認為記者拿紅包是典型的道德問題,而不是倫理問題。

災難報道當中牽扯的是倫理問題還是道德問題?我覺得凡是引起公眾譴責和同行批評的,一般都是道德問題。因此,災難報道主要避免道德問題而不是倫理問題。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系主任張小元:

災難報道的傳媒生態在變化

雅安地震發生后,大家都在瘋狂地發微博。這讓我感覺到傳媒生態的變化,這種變化表面上是技術,背后卻是方式的轉變。深度報道有3種話語方式,一是政治權利話語方式,二是知識精英話語方式,三是大眾話語方式。原來傳統媒體進入災區報道,基本上是政治權利話語方式,微博很大程度上呈現的是大眾日常化的話語方式,它對中國五千年的話語方式帶來巨大的改變,重要的是它改變了話語方式。現在我們是大眾日常話語方式和政治權利話語方式,呈現出兩個輿論場。

(編輯:黃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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