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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國家競爭的前沿

大數據的使用將成為未來提高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大數據本質上是“一場管理革命”。大數據時代,決策將日益基于數據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經驗和直覺。

我國盡管已經意識到大數據的競爭力和戰略性,卻并未在真正意義上將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數據財富尚未形成全民意識。


大數據:未來提高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如果說IBM的主機拉開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數據才是第3次浪潮的華彩樂章。”著名未來學家、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家之一阿爾文·托夫勒在其 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一書中的話正在演變成現實。大數據雖然姍姍來遲,但是來得比托夫勒想象得更為迅猛。

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嶄新的互聯網的應用如微博、社交網站的不斷普及,以及視頻通訊、醫療影像、地理信息和監控錄像等視頻內容的急劇增加,加之傳感器、無線電射頻識別(RFID)閱讀器、導航終端等非傳統IT設備和移動設備,都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數據,從而造成了“數據爆炸”的現象。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全球的數據產生量到 2020將會增長 44倍,達到35.2ZB。也就是說,全球大概需要 376億個1TB硬盤來存儲數據。大數據并非單指數據量之大,而是指為了更經濟地從高頻率獲取的、大容量的、不同結構和類型的數據中獲取價值而設計的新一代架構和技術。

牛津大學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新書《大數據時代》中說,大數據是一場“革命”,將對各行各業帶來深刻影響,甚至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其中最關鍵的是,大數據的出現讓人們放棄了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系,人們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用知道“為什么”。這顛覆了千百年來人類的思維模式,對人類的認知方式和交流方式提出了新挑戰。

此外,大數據時代產生的數據密集型的知識發現,有可能成為繼實驗科學、理論分析和計算機模擬這三種經典科研范式之后的第四種科研范式。谷歌的廣告優化配置、戰勝人類的“IBM沃森問答系統”已經在向我們展示“第四范式”的魅力。

數據正成為與物質資產和人力資本相提并論的重要生產要素,大數據的使用將成為未來提高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大數據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能夠實現巨大商業價值。大數據在商業領域的應用,可以通過對顧客群體細分來實現對每個群體量體裁衣般的采取獨特的行動,通過模擬現實來發掘新的需求和提高投入的回報率,通過分析消費者的行為特征進行商業模式、產品和服務的創新等,這些應用將會產生巨大的商業價值。沃爾瑪是最早通過利用大數據而受益的企業之一,它通過對消費者的購物行為等非結構化數據進行分析,成為最了解顧客購物習慣的零售商。沃爾瑪通過分析顧客在互聯網上的搜索內容,以及在社交網站所顯露的行為軌跡,甚至比美國的一個粗心的父親更早地捕捉到了他女兒的懷孕信息,并將帶有嬰兒用品優惠券的廣告郵件,寄送給他正在念高中的女兒。

能夠增強社會管理水平。大數據在政府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應用,可有效推動政務工作開展,提高政府部門的決策水平、服務效率和社會管理水平,產生巨大社會價值。2009年,谷歌公司通過把 5000萬條美國人最頻繁檢索的詞條和美國疾控中心在2003年至2008年間季節性流感傳播時期的數據進行比較,成功預測了當年甲型H1N1流感的爆發及其傳播源頭,遠早于疾控中心官方。

能夠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大數據在國防、反恐、安全等領域的應用,將對各部門搜集到的各類信息進行自動分類、整理、分析,有效解決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不足等問題,提高國家安全保障能力。從純技術角度觀察,美國的“棱鏡”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通過分析海量通訊數據獲取安全情報的大數據案例。

《孫子兵法》說:“多算勝,少算不勝。”決定能否“多算”的重要因素在于,掌握數據的多少以及對數據處理能力的高低。在大數據時代,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將部分體現為一國擁有大數據的規模、活性以及對數據的解釋、運用能力。一個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數據主權將是繼海、陸、空、天之后另一個大國博弈的空間。


國家層面:將大數據提升為國家戰略    


鑒于大數據潛在的巨大影響,很多國家都將大數據視作戰略資源,并將大數據提升為國家戰略。

2012年3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推出“大數據的研究和發展計劃”。該計劃涉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能源部、美國國防部、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美國地質勘探局等6個聯邦政府部門,承諾將投資兩億多美元,大力推動和改善與大數據相關的收集、組織和分析工具及技術,以推進從大量的、復雜的數據集合中獲取知識和洞見的能力。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投資大數據領域,是大數據從商業行為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分水嶺,表明大數據正式提升到戰略層面,大數據在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都開始受到重視。

其實,不僅是美國,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都把大數據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認為未來國家層面的競爭力將部分體現為一國擁有數據的規模及運用數據的能力。2013年2月,法國政府發布了其《數字化路線圖》,列出了5項將會大力支持的戰略性高新技術,“大數據”就是其中一項。法國政府將以新興企業、軟件制造商、工程師、信息系統設計師等為目標,開展一系列的投資計劃,旨在通過發展創新性解決方案,并將其用于實踐,來促進法國在大數據領域的發展。2012年9月,日本總務省發布2013年行動計劃,提出以復蘇日本為目的推進“活躍在ICT領域的日本”ICT綜合戰,明確提出“通過大數據和開放數據開創新市場”。這些表明,日本政府在新一輪IT振興計劃中把大數據發展作為國家層面戰略提出,新 ICT戰略將重點關注大數據應用技術。


企業層面:對大數據的存儲、處理和應用積極布局    


不僅是政府開始謀劃大數據發展戰略,IT巨頭如英特爾、IBM、甲骨文、微軟、淘寶、百度和騰訊等也開始對大數據的存儲、處理和應用進行布局,在針對個人用戶信息的大數據的管理和分析上投入了巨額資金。

2010年以來,歐美 IT巨頭掀起一輪與大數據相關的并購潮。英特爾并購了安全軟件制造商McAfee等很多大數據處理以及架構廠商來彌補自己在軟件上的能力;IBM通過并購數據分析公司來增強自己在海量數據處理上的實力。從各IT巨頭紛紛推出的大數據產品可以看出,這些IT巨頭幾乎搶占了搜索服務、數據庫、服務器、存儲設備、數據挖掘等核心價值環節。

國已成為 IT巨頭布局大數據戰略的重要戰場。例如:英特爾在上海成立一個團隊專門在做 Hadoop大數據處理架構的開發;EMC組建EMC中國研究院,下設大數據、云基礎構建、云平臺與應用3個實驗室來推動這3個方面的研究以及大數據在中國的應用;IBM在北京成立了全球首個大數據智慧賦能中心,并且匯聚了來自IBM全球的大數據技術專家和商業運營精英,旨在為企業構建一個從商業評估、論證、方案部署到人員培訓的完整大數據戰略體系。

國內企業受限于IT產業鏈所處的位置,普遍在數據庫、數據倉庫、商業智能等領域基礎薄弱,因此,在大數據上布局不可能像跨國企業那樣全面。但國內相對強勢的互聯網企業、電信運營商、電信設備供應商已經開始啟動產業布局,以互聯網應用服務為切入點搶占大數據制高點。


大數據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技術

    

如果從數據結構復雜多樣,數據規模爆炸增長,對社會生活產生巨大影響的角度看,全球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但是從對數據的應用角度看,當下還處于大數據時代的早期。特別是對我國來說,大數據真正落地,還需面臨幾個重大的挑戰。

對數據共享和隱私保護的挑戰。中國人口居世界首位,將會成為產生數據量最多的國家,但對數據保存不夠重視,對存儲數據的利用率也不高。此外,我國一些部門和機構擁有大量數據但受行政壟斷和商業利益所限,數據開放程度也較低,這給數據利用造成極大障礙。制約我國數據資源開放和共享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政策法規不完善,一方面欠缺推動政府和公共數據開放的政策;另一方面數據保護和隱私保護方面的制度不完善,抑制了開放的積極性。所以,如何使政府從壟斷和保密的歷史慣性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在確保隱私、機密和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帶頭開放數據,降低公眾獲取和利用政府數據資源難度和成本,至少是我國大數據時代開啟階段的瓶頸。

對數據儲存和分析技術的挑戰。大數據中大部分都是非結構化的數據,如網絡日志、RFID、傳感器網絡、社交網絡、互聯網搜索索引、詳細通話記錄、醫療記錄、攝影檔案、視頻檔案等。現有的軟件和工具主要適用于以結構化數據為主的傳統數據,要想及時捕捉、存儲、聚合和管理這些大數據,以及對數據進行深度分析和挖掘,需要新的技術和能力。在大數據軟件平臺和算法方面,國外又一次走在我國前面。特別是近年來以開源模式發展起來的 Hadoop等大數據處理軟件平臺及其相關產業已經在美國初步形成。而我國數據存儲、處理技術基礎薄弱,總體上以跟隨為主,難以滿足大數據大規模應用的需求。

對管理理念和運作方式的挑戰。大數據的技術挑戰顯而易見,但其帶來的決策挑戰更為艱巨。大數據開發的根本目的是以數據分析為基礎,幫助人們作出更明智的決策,優化企業和社會運轉。哈佛商業評論說,大數據本質上是“一場管理革命”。多年前出現的互聯網將企業經營、政府運作以及人們生活的方式做出了很大改變。大數據的出現,又一次激起了這種巨大的變革能力。在大數據時代,決策將日益基于數據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經驗和直覺。在我國,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對大數據可能產生的價值的認識,以及如何利用數據分析實現科學決策依然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大數據時代:政府需要有所作為    


現代歷史上的歷次技術革命,中國均是學習者。而在這次云計算與大數據的新變革中,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最小,在很多領域甚至還有著創新與領先的可能。一方面,大數據技術以開源為主,迄今為止,尚未形成絕對技術壟斷。即便是英特爾、IBM、甲骨文等IT巨頭,也同樣是集成了開源技術,和本公司原有產品更好的結合而已。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和經濟規模,決定中國的數據資產規模將冠于全球,客觀上為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國家角度來看,大數據是重要戰略資源。因此,挖掘大數據價值,推動大數據發展,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我國盡管已經意識到大數據的競爭力和戰略性,卻并未在真正意義上將其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數據財富尚未形成全民意識。因此有必要從國家層面上制定大數據發展規劃,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通過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明確大數據產業的發展重點、空間布局和保障措施,推動和改善與大數據相關的收集、儲存和分析工具及技術,并在公共服務領域(如安防、醫療、衛生、教育等),開展大數據應用示范,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和安全防范能力,提升服務能力和運作效率。

推動數據公開,同時保護“隱私權”。如同工業革命要開放物質的交易、流通一樣,開放的、流通的數據是時代的要求。美國政府創建了Data.gov網站公開數據,英國、印度也有“數據公開”運動。中國要趕上這樣一場大數據變革,首先要從政府開始公開數據,讓社會享受公開數據的好處,同時也可以提升政府的辦事效率。其次要通過數據立法,對“隱私權”“所有權”等敏感問題通過法律形式加以保護。

推動政府2.0建設。通過以移動技術為代表的云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IT技術工具和社會性網絡服務(SNS)、社交媒體為代表的社會工具應用,打造以用戶創新、大眾創新、開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征的政務平臺,實現從生產范式向服務范式的轉變,通過政府、市場、社會的協同與互動塑造公共價值。

(編輯:黃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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