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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網絡博弈中的國家意識與個人理性


“時代”雜志刊登的關于全球網絡戰的專題


近來,一個打擊網絡謠言的潔網行動正在展開,該行動既得到廣泛支持,也引發了網上的疑慮。這實際上提出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該如何提高駕馭網絡的能力?又該如何在復雜的網絡時代提高個人的辨別力和理性行為?


互聯網在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著國家博弈空間


網絡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著世界政治生態。這里,以美國為例。互聯網誕生于美國,互聯網主根服務器在美國,輔根服務器12臺中有9臺在美國,而所有這些根服務器均由美國政府授權的ICANN(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統一管理。正是有了這種壟斷,美國便獲得了網絡霸權的先決條件。據有關報告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掌握著一個名為“梯隊”的全球監聽系統,該監聽系統由地球同步軌道和近地軌道偵察衛星與分布在多國的36個地面監聽站組成,幾乎具有攔截所有電話、傳真、互聯網通信的能力。

美國利用網絡壟斷輸出其核心價值觀,甚至直接改變一些國家的制度,近年來愈顯突出,且已見成效。除了目前正在發展中的西亞北非的國家動蕩,早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就有突出表現。比如,在美國政府授意下,伊拉克頂級域名“.iq”的申請和解析工作被終止,以“.iq”為后綴的網站全部消失,甚至在互聯網地圖中無法找到伊拉克。美國還曾于2008年切斷過古巴、朝鮮、蘇丹等國的MSN即時通訊,開創了繼軍事制裁、經濟制裁、貿易制裁后的網絡信息制裁的先河。

美國意圖借助網絡改變中國的意圖也十分明顯。2010年美國的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主要原因是我政府要求其裝過濾器,也就是限制某些不當言論網上流傳。假如說此事屬于價值觀差異基礎上的公司行為,那么到后來美國政府出面,就彰顯出美國希望通過互聯網改變民眾的意圖。在谷歌聲明退出中國后,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迅即發表聲明,“期待中國政府作出解釋”,并就“互聯網自由”問題發表演講,稱“促進互聯網自由是美國21世紀的外交方略”。克林頓指責中國等國加強對互聯網的審查,宣布將與“實業界、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起,利用互聯網技術推進美國的“外交目標”。她還“敦促美國媒體公司主動采取措施”,“需要考慮什么是正確的,而不只是尋求短視的利潤”。美國所以如此重視互聯網,在于這是改變中國的重要途徑,因為對于中國的主流媒體,他們很難施加影響。


西方國家對網絡管理的嚴格程度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


在不少人眼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是“自由的天堂”,人們享有充分的“網絡自由”。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錯覺。在虛擬的網絡世界,美國政府所作的嚴格管理,是超出我們想象的。“棱鏡”竊聽計劃的暴露以鐵的事實徹底打破了過去的神話。

由美國情報機構實施的“棱鏡”竊聽計劃說明了一個規律或道理:在任何國家的任何領域都不存在沒有約束、沒有邊界的權利。“棱鏡”竊聽計劃已經將美國情報局對美國人的監視滲透到各個方面。實際上,早在2005年《紐約時報》就已經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在電信部門協助下,進行國內和國際通信監控。報道說,“9·11”后,國家安全局就在未得到法庭許可的情況下,對成百上千名美國境內人士的國際電話和電子郵件進行監控,以尋找與“基地”組織有關的證據。

美國是一個標榜“言論自由”的國家,但仔細分析其相關法規后會發現,事實上其控制范圍之廣、程度之深、要求之嚴,都是許多國家所不能比的。根據1996年出臺的《電信法》,美國政府將互聯網定性為“與真實世界一樣需要管控”的領域。特別是因“9·11”而出臺的《愛國者法》,其中第一部分第2節多款規定都賦予政府更大的監控權力,包括可秘密要求網絡和電信服務商提供用戶詳細信息,禁止服務商向用戶透露其信息已受調查,等等。《國土安全法》對網絡的監控更為嚴密,增加了有關監控互聯網和懲治黑客的條款。

美國國土安全部通過搜索關鍵詞,可以隨時掌握社交媒體上的“潛在威脅信息”。據英國媒體報道,今年1月,有一位名叫布萊恩的英國青年與朋友到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旅游,出發前在推特網站上發了一條微博:“這個星期之后,我要前往美國摧毀它。”就是這樣調侃的微博,結果導致二人一入境即被逮捕。更需要我們注意并深思的是,在一個傳承著所謂“不自由毋寧死”理念的國家里,美國公民對政府的“擴權”行動越來越寬容,越來越理解和接受。


以更高超的駕馭能力應對網絡領域新挑戰


那么,對于我們國家來說,該如何提高駕馭網絡、引導網絡的能力?筆者認為,主要把握以下方面:

第一,更新觀念,改善思維,努力適應網絡領域新挑戰。

這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網絡管理對我們屬于新事物,作為后發國家,在網絡發展上又走了一個跳躍性過程,民眾通過網絡表達思想和參政議政的熱情遠高于西方。另一方面,在社會轉型期,很多管理者習慣于舊思維,而不明白執政最大特點是平衡、尋找“最大公約數”,高高在上,過度使用行政資源,結果失去道德的感召力,導致成本高、效率低。

實際上,管理者和網民的矛盾與沖突,并不是根本利益上的沖突,主要是認識和處理問題的錯位。比如網民對自己擁有的權利認識不清晰,忘記權利是有邊界的,行為必須受到約束。同時一些官員的行政行為偏離法治甚遠,不但缺少公開透明度,而且有意無意掩蓋真相,把民眾當成了對手甚至是敵人,制造對立。當然,更需要深層認識的是,黨在革命時期與人民群眾在目標、利益和行為方式上高度契合;進入執政階段后,需要平衡各利益集團或階層的利益,這種情況下在局部和某些方面就不必然一致,有時甚至產生矛盾和沖突,關鍵是要形成契約意識和妥協精神。

需要再作強調的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很大,一個重要方面是輿論傳播方式。西方人也重視網絡,但由于在傳統媒體上的發聲空間已經不小,網絡只是新增一個,雖然較前者不可同日而語。再加上長期的法治意識、契約精神的熏陶,網民不太會因網絡虛擬而忘形。但這一點恰恰是我們所缺乏的。正是差異的存在而要求管理有區別,管理是一門科學,不能長官意志,更不能想當然,必須循序漸進。

第二,增強主動性和主導性,強調預防為主的管理原則。

這次潔網行動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在打擊網絡謠言。營造一個氛圍是必要的,既符合我們的工作習慣,也適合中國人的社會心理,但不能長期靠這種方式。我們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信息發布時效,即以更深入的公開公正透明,也就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來努力消除謠言生活的土壤。在這樣的基礎上,將打擊網絡謠言和懲戒政府官員撒謊同時進行,同等對待。如此,相信網絡謠言也就不可能再成氣候。

這里,還應強調甚至更應強調的是政府主導網絡的能力。網絡世界最大特點是從眾性、發酵速度更快更強大,正是如此,也就為那些適應網民心理的東西提供了廣闊的舞臺。政府要想吸引網民,就必須貼近他們,要杜絕官話套話。官話套話老百姓一看到就反感,根本談不上吸引力和說服力。同時,如果政府不作為或作為不夠,致使“三俗”成為社會的主調,那么一些通過獵奇、媚俗而博取網民歡心者也就擁有了廣闊的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確有一個弄清什么是主導力量,這種力量如何才能形成,過程中給予何種培植的問題。

提升主導網絡的能力,需要提升與網民溝通的能力。當前來看,我們在幫助網民弄清每個人的權利邊界,國家安全利益與個人言論自由的關系與平衡度問題上,就需更多向民眾介紹西方做法,讓民眾自己辨析。美國政府重視公民的傳播權和知情權,但當這些權利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的時候,前者就必須讓位于后者,比如戰時新聞管制就屬于為國家安全讓路。當民眾對這些情況了解多了,我們制訂了“七條底線”(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諸如此類也就會得到理解、支持和遵循。

第三,加強專項法規制度建設,為執法部門和網民提供可遵循的法律法規。

從世界范圍內的網絡管理情況看,隨著網絡的迅猛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現實世界形成的規則意識、邊界意識,在進入虛擬網絡空間后,仍然需要。尤其是網絡逐漸發展為國家博弈的戰略要地,已經對國家安全、經濟社會發展、社會思潮和青少年成長產生巨大影響。這就決定了政府不可能放任不管,必須參與其中。西方國家介入其中主要是通過法來實現,也就是發揮法治的力量。美國非常重視建立健全互聯網管理的法律法規。自1978年以來,美國政府各部門先后出臺了130多項法律法規。其中既有聯邦立法,也有各州立法,涵蓋了互聯網管理的方方面面,美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擁有互聯網法律最多的國家。近期,美國眾議院還通過了《加強網絡安全法案》。

由于中國的文化傳統的原因,也由于缺少現代政治思想的啟蒙,中國人對權利的理解還不深刻,虛擬空間出現后,希望從此再不受任何約束。這就需要我們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一方面要讓民眾真正明白:一旦我們進入個人權利無限化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距離權利喪失不遠了,因為無限的權利意味的是對他人權利的剝奪,網絡暴力即源于此。另一方面,政府管理網絡,需要與公眾一起討論,達成共識:個人私權的伸張不能以侵害公眾權利、國家安全利益為前提。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編輯:黃先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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